女大学生的裸体就是一封举报信-凯发旗舰厅

　  作者：李新月：（郑州 自由撰稿人）

      1991年出生的苏紫紫是中国人民大学艺术系二年级学生，她以每场五百元报酬而作全裸模特，陷入了争议的漩涡。面对媒体的采访，她说是强制拆迁使她下定了“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决心，即便没有学费和生活费，她也不麻烦家里人，就靠自己打零工的来解决。在勤工俭学的过程中，她才找到了面对镜头脱衣的工作。（2011年1月6日《新京报》）

　　恕我直言，从这则新闻里我看到的不是苏紫紫对人体摄影艺术的挚爱，而是她靠出位的引起人们关注，声讨强制拆迁暴行的行为艺术。她的裸体其实就是一封呼唤正义的举报信！

　　不是吗？在她青春靓丽、玲珑有致的裸体背后，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无奈和辛酸。

　　低于市场价的强制拆迁，使她家没钱买房，奶奶也因此住进医院。她去市政府告状连大门也进不去，在雪地里站了一个多小时也没人搭理。即便她下跪，也没有人对她家因强制拆迁而变穷的后果负责。上访无门，她选择了面对现实。为了完成学业，她发过传单，做过促销员，站过柜台，当过礼仪小姐,还做过平面模特,甚至差点被骗为“坐台小姐”，最后还是在网上发现了“每天500元报酬，连续拍摄10天”的人体模特工作。如果不是为了温饱而奔波，苏紫紫难道会选择这条路？

　　苏紫紫走上这条路，需要经过怎样的思想斗争？人体模特阿云的话可能使我们稍窥一斑。“第一次做人体模特时，摄影师把我围在中间，盯着我拍，觉得臊得很，头都不敢抬，火辣辣地难受。”阿云的这种窘况比起苏紫紫可能会好些，因为从两性心理学分析，女性在男性面前裸露身体，虽然有羞赧之情，但潜意识里还有一份展现美好身姿的自豪感萦绕心头。而不得不将自己的身体暴露在陌生女性面前时，内心的自我价值判断和认知就会发生改变，未感到极端的窘迫和尴尬。可苏紫紫的第一次脱衣就是在女人面前试镜，紧张的心情可想而知！此后，面对众多的陌生男女脱衣，她又该经受怎样的心理折磨？

　　苏紫紫为了在这行挣得更多的钱，只能选择更出名，出名了才能有更多的人找她拍摄。但是她的家人呢？能理解她的做法吗？毕竟我们还是个受传统思想影响的国度啊，即便是为了艺术，在众人面前脱衣服还是有所争议的。因此，很多人体模特对自己的职业都有顾虑，最怕被家人、男友知道自己的身份。比如陕西省临潼市的丘云，在家里人知道她做了人体模特后，父亲竟然被气死，母亲和她脱离母女关系，妹妹拒用她的钱交学费，谈了多年的男朋友也离她而去……苏紫紫难道没有考虑过母亲为什说她是“神经病”吗？

　　我想，我们能想到的，苏紫紫绝对也可以想得到，她之所以这样忍辱负重，除了要挣得完成学业的学费和生活费，可能还是要挣得她从事人体模特的“副产品”，就是成名后引起人们的关注！只有被人们关注了，人们才会了解她为什么会这么做，理解她为什么这样做，才会对她这么做的原因予以关注，她家的强制拆迁问题才有可能被重提。就像当年网名为“反腐败的小女孩”一样，渴望成名，认为“成名了就会被关注，成名了反映的问题就会被有关部门重视，成名了就有话语权”。于是，她用身体作为赌注，期望强制拆迁带给她家的不公正能就此扭转。

　　但是苏紫紫低估了强制拆迁者的强大！许多遭此厄运的公民，有的被迫住到了树上，成了“鸟人”；有的自治炮弹，搭建碉堡，成了保家卫园的“战士”；而有的，无法抵抗别人，就引火烧身，自焚以明志；更有的，则干脆死守家园，成为挖掘机和大铲车下一孤魂野鬼。想想看，就连威武的警察也在拆迁中被打折腿骨，瘫倒在床，一个弱女子在媒体前的几行眼泪，几番哭诉，就想让强制拆迁者低头认错？恐怕她是把“翻盘”的事情想得太容易了吧！除了能换点学费和生活费外，她的衣服会不会白脱？

　　如果喜欢艺术，人体模特就会认为自己的职业是高尚的，她做起来也会身心愉悦，兴趣盎然；如果是被逼无奈的，甚至带着某种特殊的使命，她就会认为自己的职业是羞耻的，她做这些无疑是悬梁刺股、卧薪尝胆。既然苏紫紫是被迫走上了这条路，她将自己的裸体作为最后的诉求，她的举报就真的就会泥牛入海？这么寒冷的冬天，那些强制拆迁者、那些“有关部门”的领导，难道真的忍心让她一直裸着、冻着？

　　我们期望有人为她的裸体“披上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