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史学的“情感转折”-凯发旗舰厅

　　编者按：8月23日至29日，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泉城济南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2600余名历史学家齐聚济南，围绕国际史学界的热点、重点，展开学术交锋。本次大会安排了主题会议、专题会议、联合会议、圆桌会议、国际历史学会附属组织会议、晚间会议、青年学者墙报展示等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共计170余场。今天我们特推出专版，邀请专家学者对“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书写情感的历史”“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等主题进行学术脉理的分析，并撷取各类会议中的部分选题，附以相关的图文链接，带领读者感受这场华丽的学术盛宴。

　　文｜王晴佳

　　我们生活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化、多中心的时代，即使素有“史学奥林匹克”之称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实际上也无法全部有效展现全球史学的新潮。但此次在济南召开的国际会议，还是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那就是在近年才兴起的“情感史”研究，被组织者列为大会的几大主题之一。

　　情感史研究似乎从一开始就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史学流派。当代史学是否出现了一个“情感的转折”（emotional turn）？这个转折与以前的“语言的转折”有何联系、而它本身又有何特点呢？首先考虑并提出“情感的转折”这一概念的是出生于德国、现任教于伦敦大学的伊彦·普兰普尔。2010年，普兰普尔在美国的《历史与理论》杂志上对情感史研究的几位专家做了一个采访，对情感史研究的现状和特点做了细致的归纳，并提出了“情感的转折”这样的观点，得到了受访者的基本认可。但情感史研究的正式开展，则早于2010年。1985年，美国社会史家、长期担任《社会史杂志》主编的彼得·斯特恩斯和妻子凯萝·斯特恩斯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提出“情感学”研究的必要，便是一例。彼得·斯特恩斯还主编情感史研究的书系，推动该研究的开展。因此，情感史的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个国际史学潮流。

　　其实，“情感”（emotion）、“感情”（feeling）和“情绪”（affect）等因素，自古以来就是考察人类行为的一个角度。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东方的孔子、孟子，都有相关论述。比如孟子讨论“人性善”，就提出了著名的“四端说”，用人对事情的情绪反应来阐明人性（西方情感史的研究者对东方的传统一直比较重视）。但由此是否可以认为，情感有其普遍性并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呢？这个问题成了情感史研究的关键。如果强调情感为人类共性而且古今皆然，那么历史研究便无从谈起，因为史学关注的是事物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中所呈现出来的变化。但是探究人类的共性，又在科学研究中十分常见。近年来，神经科学家对人的情感及其表现做了深入的探究，对情感史的研究者颇有影响。普兰普尔著有《情感史导论》一书，其中对神经科学家的相关研究，做了详细的讨论。换言之，情感史的开展，与医学科学研究在近年的突破，亦有关联。

　　如果科学家是“普遍主义者”，那么史学家则更多的是“建构主义者”，亦即注重情感的生成和表现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目睹了纳粹主义的勃兴，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家吕西安·费弗尔在1941年指出，史家应该对情感在历史中的作用加以重视。显然，希特勒、墨索里尼那时对人们情感的有效掌控，使得后来者看到了情感史研究的必要。如果承认人的情感在某个时期可以发生突变，那么“建构主义”的视角便显示出其说服力了。德国社会学家诺贝尔特·埃利亚斯亦是情感史研究的先驱。他的名著《文明的进程》出版于1939年，描述近代的人如何在社交场合逐步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他的发现与荷兰史家约翰·赫伊津哈颇为类似；后者在《中世纪的秋天》中指出，中世纪的人们情感宣泄十分直接、粗糙。

　　但埃利亚斯和赫伊津哈的观点，却为当今的情感史研究者所无法认同，因为他们认定现代化即文明化的观念，未免表现为西方中心主义。经过了“语言的转折”，当今史家更关心的是如何在各个单一的文化中，将情感的种种表现“深度描写”，找出其中的文化含义，而不是居高临下、评头论足。美国史家威廉·瑞迪在《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一书中，试图找出“情感的规则”，即一定场合下人们行为的共性（比如不分贫富，人们在酒吧的行为相对划一）。但美国中世纪史学者芭芭拉·罗森宛恩则更注意“情感的团体”，强调人们在家庭、教会、学校和单位等场合，情感表现颇为不同。

　　情感史的开展将历史研究的重点，首次从理性转到了感性（爱情、愤怒、激情、嫉妒等）的层面，于是斯特恩斯认定其代表了“历史研究的一个崭新方向”。因为近代以来的史学传统，先是注重精英人物的行为，而二战之后，史家开始写作“自下而上的历史”。虽然研究对象从精英转到了大众，但研究的关注点仍然是理性的行为。不过，“自下而上的历史”的开展和史家视野的下移，无疑为情感史研究的开展创造了条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女性史、性别史和家庭史的兴起，更让史家不但注意到一般人，而且是他们在“私领域”的表现。举例而言，妇女史和性别史的研究，很自然地引起了史家对爱情和婚姻的研究兴趣，因此爱情与婚姻的关系问题，成了情感史的一个重点，意见颇为多样。有的人指出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只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如19世纪的欧洲文化开始称颂浪漫爱情，有助于妇女（妻子）地位的改善，虽然那时的法律仍然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但也有人指出，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或许表现为一种现代性，但也需要看到婚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常常无助于促进恋人之间相爱的情感，反而造成了其消亡。

　　上面提到的威廉·瑞迪是情感史研究的先驱。巧合的是，他于2001年出版《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的次日，美国发生了“9·11”的惨剧。近年情感史研究的开展，与这次攻击及其所带来的各种情感（愤懑、恐惧、担忧、不安等）的表露有关。它让人们注意到，许多政治、政策层面的表现，与大众和个人情感息息相关。对于这些情感因素的描绘和分析，迫使史家采用新的手段（影像、音像等）。有位研究非洲史的情感史学者指出，她在进行口述采访的时候，往往为叙述者的情感所深深感染，但一旦将录音诉诸文字，那种苍白感便油然而生。因此情感史研究的开展，也让人思索如何在史学方法上有所突破，不再以文字表达作为唯一的手段。总之，情感史给历史研究带来了不少新意和刺激，但挑战同样巨大。关键的问题还是，既然情感普遍存在而表达方式往往各异，那么如何探究这一共性与个性、先天与后天的问题。这不仅十分重要，而且还牵涉到如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呈现史学研究的多元化。（作者系美国罗文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长江学者）